化的宦官，过来好生伺候、擦洗、养护。
反正搪塞了海州的“举荐”就行，赵桓并不觉得让储宏干这些事有何不妥？自己只要能把他留在宫中不要乱跑就好，管他储宏是个甚的想法？
甚至混到如今，赵桓差点就忘记他的存在了。但是储宏的心中，却总也丢不下这大宋，和赵桓这个官家。要说这也谈不上什么恩遇，纯粹就是大宋祖宗之法的教育成果。
说起历朝历代对宦官的控制，最成功的无疑是大宋一朝。其他无论汉唐，都有宦官乱政的事情发生，甚至还不是一起、两起的发生过。
个中的原因，说到底就是皇权与相权纷争引起。因为相权的存在，天然限制了皇权的唯我独尊。而一个皇帝想要唯我独尊，那么他最可以信任的人，无疑就是身边的宦官。
至此，宦官集团就成了皇帝手中制约相权的一把利刃。等到宦官集团做大、皇帝暗弱时，宦官集团就成了依附在皇权身上的一颗毒瘤。
他们可以轻易地控制皇帝起居，隔绝内外，擅自下诏，甚至还曾发生过废立皇帝的事情。所以大宋立国之后，最忌讳的两件事就是：武人擅权、宦官专权。
大宋的太祖皇帝，就要吸取前朝教训，规定内侍宦官的官阶不得超过供奉官。真宗时，又限定宦官的官阶最多可迁为节度观察留后，不准迁为节度使。
至赵佶时，因为童贯军功显赫，这才开始突破“止法”，竟然多人晋升节度使，甚至开府仪同三司。如童贯就累迁为武康军节度使，又除开府仪同三司，封广阳郡王。
内侍梁师成也能官拜节度使、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一度被人戏称“隐相”。此外内侍杨戬拜彰化军节度使，迁检校太傅，死后还追赠了太师、吴国公。
但是有宋一代的宦官，依然未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究其原因，还是大宋朝廷对宦官建立了一套监督制约机制，并使之不断运转，发挥效能。
宋初太祖、太宗皇帝对宦官的约束和限制，后来就成为“祖宗之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被大宋历代皇帝遵行，并且编入了《宋律》法典。
所以大宋君臣间在内侍宦官问题上，也大多能够起到互相监督，互相牵制的作用。
手里没有了生杀之权，宦官特有的身份就显得格外卑贱，不被士大夫正眼想看。何况还有祖宗之法的制度，宦官们也就失去与朝臣、藩镇结援的机会。
别看童贯、梁师成等人得意时如何嚣张跋扈，可以肆意左右朝廷国策。但就算他们，也只需官家的一纸诏书就能轻易了结去性命。
大宋的宦官，也许可以像李宪、童贯那样在边关建功立业，或者像梁师成那样弄权？但是他们，绝大多数人也都很忠心地他们侍奉的皇帝。
所以对于大宋的宦官而言，忠心官家早已成了天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