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门庭周边一通游走，若街曲植株被破坏，自是一通威罚。若院舍内外植株太茂密，那更不得了，你是要用树荫遮挡藏匿什么？直接拿入县衙一通审问。
王美畅办案全凭意气，这自然不好。但这一份意气怨情，李潼也实在不好插嘴干涉，劝王美畅大度一些。毕竟劝人大度，天打雷劈。只要其人能保证基本的政务不荒，偶有一些迁怒行为，也在容忍尺度之内。
说到底，终究还是皇帝李旦在家务处理方面过于多情软弱，没有树立起一个说一不二的强硬形象，才让这些亲戚门户各自生出许多斤斤计较的怨情。
抛开这些皇帝家事不谈，李光顺讲起蜀中的情况也是井井有条，其人能力或许不强，但做事胜在用心。
而且蜀中由于其闭塞环境，本身又远于朝廷核心的利益纷争，在事的官员得以专注于事，没有受到太多外界时局动荡的干扰，政治还算清明，民生也算稳定。诸众情况汇总起来，不失作为一个稳定后方的条件。
对于蜀中这样的情况，李潼也颇感欣慰，眼下的大行台需要的就是这种能够切实助益的补充，而不是利害纠缠、虽然利益不少但麻烦也一大堆的板块。
蜀中成都平原，虽然也有天府之誉，但周边恶劣的物流环境，并不利于大规模的钱粮外调，如果只凭常规手段进行管控，也并不足以成为关中的大粮仓，运输条件实在是达不到。
但蜀中物产丰饶、宜于囤聚，兼之外部环境相对安全，这又是其他地区所比拟不了的优势。正常情况下，蜀中这种优势可以使其成为一个绝佳的避难所，周边有乱可以避难其中。
如今，时局中有了飞钱这种兼具一定金融属性的新事物出现，蜀中又可以作为飞钱的本钱金库所在，成为一个绝佳的承兑中心。
金融或者说资本的力量，在当下这种中古世纪的生产力水平下，当然是没有强大到能够成为一国之命脉的程度，否则历朝历代便不会以重农抑商为根本。
农耕政权中，土地的产出就是维持一个政权的基础所在，其他任何获取资源的途径都不能与之比拟，因为土地恒有所产且不失度支。任何中原王朝的覆灭，都与土地政策的得失休戚相关，哪怕是自嗨过头、亡于外族的西晋。
当然也不可否认，商贸政策的合理应用，对于朝廷行政手段的不足也是一大补充。特别是大唐这种幅员辽阔、战线绵长的强大帝国，单纯农耕为本的行政手段，远不足以维持长期有效的统治。
李潼要把成都打造为一个金都的想法并非起于一时，当他提出飞钱这一概念的时候，心里就有相关的设想。不过当时的他刚刚结束丧期，仍然面对一个前途未卜的问题，纵有想法，也没有尝试的条件。
现在虽不至于说条件完全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