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
人的身份立场不同，所秉承的坚持便不同刘祎之北门得幸，高居宰执后便要维护中书、门下的制度虽然最终难免一死，但由此一言可以宣告他是遭到了冤杀，而非确有其罪
李潼这一次之所以能一步到位的设置勾院，且不遭到宰相与群臣的反对，一则是勾院所处理的乃是旧体制不能处理的新问题，二则此事的确迫在眉睫、事关重大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存在，眼下朝堂中怕就要出现两三个犯言直谏的人，甚至就连朱敬则这个坚持原则的宪台长官怕都要抗拒任命
大唐官制完整，想要进行全面的改革并非朝夕之功，而且在没有切实需求的情况下，也实在没有必要过度残害原本就已经存在且尚能运行的系统
无论枢密院，还是新设的勾院，李潼主要的意图还不是设立新的机构，而是给朝廷灌输一种理念，那就是遇事置院、连署办公，绕开原本程事繁琐的刻碎治事，削减行政的成本，提高办事的效率
至于院这种新的行政单位究竟要设置多少，不必刻意的去追求，遇事则置，大臣领衔，事了则罢，悉归本署只有遇到了频繁产生的相同事务需要反复设院，才最终考虑作为常设的机构保留下来
眼下中枢制度还需要进行调整，所以院的设置与罢除以及相关事员的任命，自然掌握在李潼这个圣人手中未来中枢调整稳定下来，可以渐渐的分拨给政事堂
早朝结束之后，圣驾回返内朝，并在内朝延英殿召见诸宰相并台省官长们，继续商讨事务
这种情形，又可以引申出一个中晚唐比较重要的决策制度，那就是延英奏对
中晚唐时期，地方藩镇割据，中央权力衰弱，皇帝又常受太监挟持，政事堂作为国家政令最高决策机构早已经名存实亡皇帝便常在延英殿召见宰相并大臣，商讨并决策国务政令
其实这种形式早已存在，早在高宗时期开始，便常常在延英殿召见宰相议事废王立武过程中，褚遂良激烈反对废后而触怒武则天，暴喝“何不扑杀此獠”，就发生在这一场景中
皇帝之所以不在外朝召见臣员、或是参与政事堂会议，要么是威望不足，对朝政情况失于完全的把控，要么是要做的事情不符合朝论舆情，自然不会去外朝堂与政事堂这些朝臣们的主场
李潼的情况自不属于这两种，他是权威太足，所以懒于追求形式，延英殿地处内朝，讲完事情抬腿就能回家，去了政事堂还有各种繁琐规定不在自己主场，终究不够舒服随意
当然想摆这种谱，也要臣下们给面子像是去年拜相不久的张仁愿，李潼备好餐食都请不来不过现在张仁愿就乖巧多了，到现在看见烤肉还犯恶心
不说延英殿的奏对情形，外朝群臣在散朝之后，仍然没有从设立勾院的震撼中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