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
听到姚元崇这么说，李潼才终于理解了在他看来《唐律》中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唐律在治民罪当中不失宽宏，政治清明的时候，甚至大理寺一年判决民罪死刑都寥寥可数
但是在治官罪中，唐律则严格有加，不乏一些吹毛求疵、严酷至极的条令如此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简直不像是一部封建法典
《唐律》本质上仍然是一部封建法典，其立法主旨仍然是以德治国，而非依法治国但面对不同群体的差异性所体现出来的进步的人文精神，仍然是不容抹杀的
明白了这些，再看《唐律疏议》中那些规令的差异，心中自有了然小民与官吏身份地位本不相等，那其道德要求自然也不相同
小民日常所关，不过家室四邻，或有行差踏错，律令亦不轻夺性命，给其悔过偿错的机会可若官员德行有暇，上负于君，下负于民，必须要从严惩处
所以律令设置的根本，首先是要确立一个道德的是非观，然后才是执行力
按照这样一个标准，圣人所秉持放宽量刑的提议，看似提高了律令的执行力，但实际上是突破了社会道德的底线：律令不再是是非的界定，而是你虽然错了，但却有可磋商的空间不仅仅是执法尺度的更改，更是对善恶道德的一种退步要求
听完姚元崇的解读后，李潼也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误起码当下这个时代，国家之所立法，首先还是要秉承道德的坚持、界定善恶与是非，而非盲目追求彻底的有法必行的法制
《唐律》关乎道德操守的底线，虽然许多规令施行的力度未必多高，但除了律令之外，朝廷还会有格、式等时效性与执行性颇高的规令补充
比如李潼跟宰相们拟定出来的《追赃格》，就是专行于开元五年，针对这一系列贪赃案事的规令
《唐律》中有六赃的条令，这当中罪行最高、量刑最终的便是受财枉法按例来说，官员们贪赃够不上这样的罪名，仅仅只是受所监临与坐赃
这两项罪状算是轻的，仅仅止于徒、流之刑，像坐赃致罪仅止于徒三年，哪怕贪赃数额再高，定刑也不再增加
但李潼却并不打算这么轻易放过这一批赃官，所以在《追赃格》中拟定了几条标准，以断赃官是否有伤国用而加枉法刑一旦罪定受财枉法，那就是十五匹即绞
抛开财司在勾检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接下来朝会便到达了群臣最期待的岁赐份额的公布
今年上半年因为圣人出征青海的缘故，几乎掏空府库，内外财政都是捉襟见肘可是到了下半年，由于对外扩张所带来的商贸井喷，朝廷也因此大收利好、府库充盈
有惩则必有奖，圣人都算计着要在外苑搞一个高端生活社群了，当然也要对内外尽责尽劳的群臣们大加酬赏，所以今年岁赐的赏格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