络绎不绝，这本就是在削弱周边诸胡势力的一个过程。现在大唐立法分明，对入唐诸胡的管控更加严格周详，一定程度上也遏阻了诸胡入唐的风潮。
对那些颇具势力的周边胡酋们而言，他们非但不会觉得大唐各项治胡律令的颁行过于严格苛刻，甚至心里还隐隐希望这方面的律令能够更加的酷厉一些。
毕竟这些政令只在大唐国境之内实施，并不会覆及到他们各自的部落领地，无论再怎么严格，对他们的触伤都少，更可以此证明大唐也并非法外的乐土，让部众们不再热衷于逃散入唐。
早年大唐每有征战需要征召周边胡部势力，甚至还会下令州县官府驱逐境内的逃胡，并勒令禁止招纳胡人奴婢。
如今国力不同以往，姿态不需要做到那一步，但加强对境内胡人的管理，其实也是对周边诸胡部势力的一个示好。
决定脑袋的从来只是屁股，却从来不是种族血缘，那些胡酋邦主们绝不会对入唐胡人的处境不妙而感觉到同情与悲愤。
在这长长的宾胡助战名单中，李潼发现了一个比较古怪的存在，指着名单中一个字号有些讶异道：“倭国使者还没有离境归国？”
倭国向大唐遣使也是颇有渊源，不说更久远，最近一次就是在开元七年圣驾转到洛阳、重点处理与新罗的纠纷时，倭国遣使抵达洛阳。
虽然后世有关倭国遣唐使的研究颇多，但在当下这个时代中，倭国在大唐的朝贡体系中存在感实在不强烈。
一则是倭国本身的势力不足可观，最大的手笔就是在大唐攻伐百济的时候，倭国助战百济，结果就是在白江口一战被刘仁轨打得大败亏输。也是出于对三韩问题的重视，大唐才在白江口一战后特意遣使倭国加以训斥。
二则就是地缘环境使然了，如今的大唐疆域野心还仅止于陆地，更热衷于同大陆上的强权势力争锋对抗，但对海外的邦国势力则乏甚热情，还没有产生什么征服欲。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一时期倭国遣唐的使者素质猥下，对大唐的风物礼仪与文化所知甚少，即便有所交流，往往也都是鸡同鸭讲，交流的效率低下至极，所以朝廷往往也都懒得应付。
包括开元七年倭使入朝，李潼也并没有正式召见，只是责令鸿胪寺负责接洽，至于究竟交流了什么，他也早已经抛在了脑后，起码是不足以对时势产生什么影响。
但也不得不说，倭人虽有各种劣性，但学习能力是真的强。
历史上几次遣唐使都乏甚成绩，可是到了开元年间，对大唐的风俗礼仪文化便有了深入的了解，更涌现出汉名朝衡的阿倍仲麻吕这样出色的遣唐人员，在大唐士林中都享有不低的声誉，同当时的士林人物也缔结了不浅的友谊。
李潼作此发问，是因为在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