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的农耕生产，恢复颍水、蔡河、涡水、泗水的通航及城塞建设，一方面将高达两百六十万的民众，主要以屯辎兵的形式重新进行组织。
一直以来，司空府（行营、制置使司）能在汝蔡及南阳、荆北等地较为彻底的推行新政，主要是汝蔡等地士绅宗族主导的传统社会结构被战争摧毁。
包括荆北地区也是被洞荆联军犁庭扫穴般梳理过一遍，桐柏山里更是最早就被匪乱清理过一遍。
南阳、襄阳虽说没有直接经历战乱，但十数年来除了始终摆脱不了唇亡齿寒的危机外，徐怀执掌数万精锐驻扎一侧，也是当地无法形成抵抗新政的反抗势力的关键原因。
士绅宗族大规模从南阳、襄阳等地逃亡，一度在建邺等地形成一股反对新政的势力，但在逃京事变后，也被徐怀无情的清洗了一波。除了晋庄臣父子等一批人被处以极刑外，还有数千与晋家有牵连的南阳士绅及家小被流充到吐蕃高地。
后续司空府在寿濠光州等地完全以乡司执掌地方、推行新政，主要也是这些地区被战乱摧残得更为彻底。
然而在江东、浙东、荆北、江西等地，徐怀却不得不采取更为温和，甚至可以说是妥协的手段，仅仅对士绅宗族私占的田地进行清理，推动有限程度的限佃限息运动，以此缓解底层的矛盾、增加地方税源，储备一部分官田，却并没有直接去触碰最底层的治理结构。
这里面除了广泛设立乡司（巡检司）缺乏足够多的合格乡吏去填充外，更主要还是在这些地方没有经受战争的摧残，传统的社会治理结构相对稳固。
这个稳固，不仅仅是士绅宗族势力在基层社会异常顽固强大、根基深厚，不仅仅传统的宗族家长制观念千百年来早就根植于人心，更为重要的是底层民众，特别是相对富庶的江淮、荆湖佃农阶层，只要愿意付出辛勤、夜以继日的劳作，还是能勉强挣扎着存活得下去，又习惯于对宗族的依附，没有去推翻或直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愿。
这个意愿不要说很强了，甚至连萌芽都有些难。
地痞无赖对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愿倒是很强，但司空府也不可能真的利用一大批地痞无赖去治理广阔而复杂的乡村社会。
目前司空府加强对诸路轮戍州府武吏的培养，前期的目标也是为了真正掌握诸路兵马都部署司及诸州府兵马都监司，短时间内没有想着去动这些地方的基层治理结构。
然而在新收复地区重建社会治理结构，司空府却完全没有这层顾忌。
二百六十万民众，在河洛郑汴陈颍等地收复之前，绝大部分人都是作为驱口承受堪称惨烈的盘剥与奴役，他们饱受战争带来的苦楚，此时参与屯垦、融入新体系的积极性非常高，也从心底认可司空府对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