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受之”
“臣绝非奉承”杜暹一本正经道，“先贤以民不饥不寒安居乐业为治世，陛下之大志却远非于此”
……
杜暹回到内阁衙门，其他三个人问他有没有科举的问答，杜暹自己也当着内阁学士，便将薛崇训想革新科举并将那本书列入科考题目的事儿说了王昌龄当即就说皇上是嫌反对科举革新的人不多，杜暹说那门学说相当于天文历法一样，于国有利，并不表示什么看法张九龄还是那句话，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考，公平就行
苏晋道天子是得了上天赐玺的人，就是圣人，古代圣贤的书可以用来|经世治国，当今圣人的书为何不能？他是拥立的首功之臣，把薛崇训神化也是他干的事，所以这么主张也是立场坚定，一条道走到黑，为官者不是谁都能是窦怀贞，政见和站位稳定是值得信任的表现
四个阁臣一合计，决定让皇帝下，内阁衙门只需要提出建议和列出预见的危险
正好此时已临近年末，四人便分工行事，找政事堂的人总结一年各部的施政得失，再以内阁的名义进行汇总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要预先谋划明年的政策，进行国策调整
科举取士就是第一大国策转变；之后是户部财政的政策，内阁等人没有提出仍然建议，在他们看来有所作为的只有让内务局和国库分开这一点了，但没人提出来，军费消耗的账目只有通过开源节流等治标不治本的法子来意思一下，新钱法仍然实行保守政策，因为此时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户部那些人才制定“青钱”的计划只有以国库实际储存的硬通货和纺织物等实物为凭据，保守印钱避免经济动荡，薛崇训捣鼓出的纸币和银票差不多，没有充分发挥纸币的作用；
来年的兵事作出了改变，因为营州之战和薛崇训个人在决策上的表现，再去反对东北用兵的事已经没有意义，内阁只有在咨文中调整国策，提高东北防务的投入（在此之前的唐朝在高句丽灭国之后重心一直在西移，精兵也大部分在西北，这基本是国策基调）；对吐蕃的策略依然是利用北方末氏拖住逻些城，内臣们建议除了援助军备，应设法向末氏地区增兵，只要在吐蕃北部一地布武，就能改变西南、西域、河陇几个地方都被牵制的被动局面；